台山大量移民，是在鸦片战争後兴起的。那时，国弱民穷，百姓迫於生计，不得已而远陟重洋，寄人篱下，丧失人权，成了无依无靠的海外孤儿。为此，惟有冀求国家民族富强，才能保护华侨在居住国的正当权益。这就使华侨把自身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情愫。故此，每当祖国受到外侮，华侨便自然地起来参加保家卫国的斗争。

    1894年(光绪廿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政府要建立海军，派员到梹榔屿及南洋各地招募海员。我县端芬山子厚村的梅友爵、梅友玉兄弟俩在梹城当机械工人，闻悉祖国抗御外侮，乃愤然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岂容异族欺陵。”於是约会新会友人林国平兄弟三人，一起回来参加“粤海舰队”受训。在海战中，英勇杀敌。卒因所乘之“广乙”舰是艘小舰，被敌舰撞沉。梅友爵殉难，梅友玉庆幸生还。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激起了国内外同声愤慨。美国三藩市华侨(台山人占半数以上)成立“救国会”，举行集会抗议，散发传单，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国土完整的口号。在行动上实行不买日货，不乘坐日本轮船，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议。

    1928年5月30日发生“济南惨案”之後，美国我邑华侨宁阳会馆刘孔骥、台山学友会梁民风、黄荫余、海宴公所的甄玉衡等，积极参加“拒日後援会”的组织，声援祖国，是当时的积极活动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後，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即於9月20日召开全侨大会，致电南京政府，表明“日寇强占东三省，全侨愤慨，请息内战，抗御外侮，挽救危亡，愿作後盾”的鲜明态度。9月24日，我邑华侨赵超常、谭道兴、黄璧存、黄圣传、李镜时、陈华权等在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华侨拒日後援总会"。还有纽约邑侨阮快亭、陈树棠、李功煜、梅景翔等又成立“纽约华侨拒日会”。邑侨伍盘照主办的《中西日报》发表了《对日可宣战矣》的社论，强烈谴责日寇暴行。1932年，美国华侨捐回的抗日慰劳金便有45万美元，其中台山华侨占了近30万美元。

    1935年12月18日，美国纽约中华公所主席、邑侨雷芳主持筹备“纽约全侨抗日救国总会”，翌年2月2日正式成立。邑侨梅友启、朱夏、雷丽天、雷卓峰、李功煜、李光润、梅煌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同年4月，旧金山由我邑华侨邝炳舜、邝光良、邝连真、李有栋、雷俸、陈文治、陈敦林，赵俊尧、翁秀民、刘伯展等组织的“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总会”也宣布成立。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烽火蔓延，全世界华侨都关心着祖国的安危，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新加坡有“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由南洋各地45个侨团组成“南侨总会”；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均成立“华侨救国总会”；印尼成立了“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菲律宾成立了“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缅甸组织了“华侨救灾总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已经使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燃烧起满腔怒火，不管海内海外，人人都敌忾同仇，以具体行动来支援抗战。抗日的浪潮，风起云涌，除了在财力、物力上的援助，不少地区组织战地服务团回国参战。泰国华侨机器青年工人，在抗战的第二年——1938年2月27日，由我县沙步村温金堂组织27人的回国服务队。他们提出“热诚救国”，“共赴国难”，“努力杀敌”的雄壮口号，回来祖国参战(图24)。

美洲地区华侨社团及参加抗战人数统计表

接上表

    美国有95个侨团参加“中华总会馆”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我邑侨领、全美华人福利总董、宁阳总会馆主席黄仁俊发起组织“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旧金山邑侨邝炳舜、砵仑埠侨领巫理唐、企城邑侨陈宁宏、余敦礼、陈屏正、陈正柏等侨领纷纷起来积极支持义捐运动。

    美洲的义捐方式多种多样，有救国月捐、棉衣捐、劳军捐、救济难民捐、航空救国捐、节日捐，还有义演、游艺、卖花、卖旗等，所得收入全部献给祖国支援抗战。

    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收款人员，每天分三班，由18人轮值，两年半内从不放假，值班者迟到或缺席要罚款，有事不能上班，要请其他轮值人员代工。科室人员日夜忙碌，不取分文报酬；负责人忙於会务，几乎无法兼顾私人事务，每次捐款还要先捐多捐，以示带头。因公外出的开支，一概自理，以免影响捐输的信用。

    在抗战期间，全美洲侨胞共义捐6900多万美元。抗战头三年，华侨捐实物折合国币250万元。认购救国公债11000多万元(图25)。

    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邑人邝炳舜，仅劳军一项，就捐10万美元，还捐赠医院解剖仪器10副，价值15万美元，可供10所医院之用。在南洋各地的卖花救国活动是：花分五种，名誉花无定价，一等花15元，二等花10元，三等花5元，四等花5毫。先登记後送花送证书。大街小巷都听到卖花声：“先生买朵花，这是爱国花。买朵花，救国家!”歌声、叫卖声，震撼人心。侨胞均以襟上有花为荣，花已不是案上欣赏的花，而是蕴藏着侨胞对祖国无限情怀。

    马来亚邑侨黄树芬，自抗战开始，便四处奔走，向华侨劝捐筹款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中坚分子，募捐款项达数百万元。他们募捐的方式有：特别捐、年捐、月捐、货物捐、节日捐、卖花捐、卖物捐、街头巷尾钱箱捐、游艺会和游园会门票捐、结婚、祝寿喜筵节约捐、丧事节约捐等。

    美洲我邑华侨在捐献运动中，不论男女老少，不分贵贱，大家都积极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後援会”委员长梅友卓，是我邑端芬人，他带头捐款10万美元，并向其他侨胞募捐得300多万美元为劳军费及救济难民之用。美国致公总堂领导、邑侨阮本万捐献30万美元，还不顾年迈，奔赴各埠宣传发动，募集500多万美元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战。旧金山商会会长邝炳舜，除捐助劳军费10万美元之外，又到各埠募集15万美元开办“中国飞机厂”，把生产的飞机和机件送回祖国。侨胞黄仁俊发动邑侨募集巨款，创办了“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专门培训华侨航空员，输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广大华侨为了支援祖国抗战，节衣缩食，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积存之款捐出来。斗山华侨陈金坚，当时是纽约洗衣馆工人，他每周只得6元工资，但多用在支援祖国抗战。冲萎一位姓伍老华侨，年已七旬告老退休，为了支援抗战，再度回到洗衣馆重操旧业，把每月所得工资全部献给祖国为军费。附城有位姓叶的女华侨，是个寡妇，闻悉祖国千万同胞受灾受难，即把自己的全部首饰和多年积蓄共3万多美元，送到“抗日义捐救国会”，自己到圣母院当修女。海宴华侨工人颜广礼，战前每天吸雪茄烟十多枝，抗战开始，戒绝吸烟，八年如一日，把买烟之钱，悉数捐给祖国救济难民。台山宁阳总会馆、台山同乡筹赈救济会、积彩余武溪公所、美京台山华侨筹赈米荒会、底特律台山华侨抗日救国後援会等组织，直接滙回支援祖国抗战劳军款和救济难民款，约有700多宗。个人捐巨款者，有阮本万、梅友卓、邝炳舜、陈孔芳、赵宝光，余敬礼、陈泽民等。抗战八年，美国华侨捐献的抗日救国捐、航空救国捐和购买救国公债，共有13230多万美元，其中半数以上为我邑华侨所捐。

    抗战八年，美国华侨捐回祖国的物资有飞机50架，其中30架为我邑华侨所捐。1938年，我邑华侨占多数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捐回吉普车一辆给毛泽东和朱德使用，捐救护车四辆供前才医院救护伤员使用，还捐赠药品一大批交宋庆龄负责的“中国抗战运动委员会”。同时，组织“赈款救济援助团”和“医药服务团”，深入到陕西、山西等抗日根据地慰问军民。附城邑侨李兆焕除捐一批战备物资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外，还捐资数万美元在延安兴办一所“洛杉矶托儿所”。

    1938年一次捐物中，我邑华侨就捐献衣服10万套，药品50多个品种，还有大批粮食、布料、棉毡、蚊帐、雨衣、鞋子、防毒面具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数以干计的爱国华侨青年，放弃自己的学业和职业，毅然回归祖国参军参战。端芬华侨青年梅云准，1934年在美国航空学校毕业，1935年回来在广东省空军当航空员。1936年回乡结婚，战争开始就离开新婚妻子，并致书向亲友告别，北上抗日。其原函曰：“岛人谋我，日甚一日，九州山河，朝夕难保，男儿为国牺牲，此正其时。弟决尽所能，为国效力，马革裹尸，固所愿也。一二周间，启程北上，行程在即，无暇观面。谨此告别，诸希珍摄。”慷慨陈词，壮怀激烈。(摘自《新宁杂志》1936年)抗战期间，从美国回来参加空军飞行员的，据不完全统计50多人，其中为国伤残或牺牲者有30多人(见英烈传)。幸而健存者，如黄光锐、陈卓林、雷炎均等都为人民作出贡献，成为卓越指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