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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开基立新宁
明初，朝廷严禁私人出海贸易。由于广东私自下海到国外做买卖的人多，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严禁广东通番”。但是，广东沿海地区仍不乏“违禁”下海的人，就连一些地方官吏和总兵也“私造大船，以通番商”。一些人还侨居国外，成为华侨。
明朝政府的禁海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寻求扩大海上贸易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引起了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与沿海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人组织武装船队，用武力对付官府的禁令和封锁，因此亦商亦盗的海盗船只停泊地遍于广东。其时，日本的武士、走私商人和浪人(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和被革职的武士)结合的倭寇，在海上及沿海进行海盗式的抢掠。为了防御倭寇，明朝廷曾尽徙上下川两岛居民入内地，致使这两个海岛荒废了一段时间。
明代中叶，国势日盛，今台山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居民人口增多，耕地增加，生产财富增多，到弘治十二年(1499年)，就从新会县分出，成立新宁县。
分县时，广州府留粤补知州署及新会县知县对新会、新宁的地理状况，作了重要的分析：“新会一县，负山面海，地方辽阔，在在险要，为广州府属难治之邑。……据山海情形而论，新会之西若北，则有大雁、、阜幕诸山，蜿蜒磅礴，跨连鹤山、恩平、开平诸邑，为从前宵小出没啸聚之区，最称岩险。迤延而南，又有百峰大山，界于新会、新宁之间，层峦叠嶂，山险沟深。前此奸匪窟宅，窃发时闻，尤为现在紧要之地。自南而东，皆滨大海。正南距城八十里，即崖门山，对峙如门，为重洋锁钥。虎跳、白浪、乌猪，大洋各岛屿，森然罗列，咸归控制。而商渔船只，从崖门出入，直达雷、琼、惠 、潮各府，踞粤海之中路，为洋面之要冲。其新宁之上川、下川等海面，尤近在肘腋，盗艘枭贩，时为飘突，为患海疆重地，无过于斯者”。
《广东通志》记：“新宁县本新会县地。诸煽乱，屡征不服。明弘治十一年，遗孽未靖，督臣陈其难化状，请以县控制之。遂析新会五十六图为新宁县。”以德行都之上坑建置县署。在此以前，“里排李祖田等，建言德行等都，负山阻海，盗贼频兴，请置县治，以便控制”。
明朝嘉靖二十四年的《新宁县志》记：巡抚两广左都御史邓廷瓒、总督两广太监王敬、总兵毛锐、巡按御史王哲会同审议，上报朝廷。文称：“审得广州府新会县盗贼素多，而得行文章盗贼尤多。虽曾调兵征剿，俱遗漏残党生聚，日繁复起恶念，抚之则面从心异，诛之则不可胜诛。推其原故，实由官府远，不能管摄所致。必置设县治以控制，立学校以教化，方能保其久安。今三司官员既勘议停当，又经本府知府林泮亲诣体踏分拨，里分明白，及取县名曰新宁。”这份奏摺上报朝廷，明孝宗于弘治十一年七月初七颁旨准奏：“皇上轸念边民，合无俯顺下情乞，敕查议照依恩平等县事例行，令岑边地方开设新宁县治，隶广州府管辖。”
弘治十二年六月佥事徐莅临新宁，相度县署，认为岑边平旷之地“北枕三台，西峙展旗(即那西山)，东耸狮子岭，南带川流。去川一里，有籍帽山，东北有石人岭，西南有玉怀峰，峰下有混泉(即汤湖)，形胜颇佳，遂定邑治”。十二年，知县任钺，始以木为栅，构筑县城。十六年大水，城尽颓。正德六年御史周谟，摄令通判朱源改筑，周五百三十丈，高一丈一尺，雉堞一千一百一十二。……东西南为三门，门各一楼。北以逼于山，故不设门。
新宁县首任县令任钺，也是于弘治十二年六月初一到任。《新宁县志·宦绩传》记：“任钺，瓯宁人，监生，弘治十二年授邑令。时邑治新建，百务丛集，诸所经营，不辞劳苦，创业之功居多焉。”
新宁县的建治，除了《广东通志》记的原因外，其实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据弘治五年(1492年)统计，新会全县已有25280户、72623人；县治的地域也很广阔，东连中山，西接阳江，北界鹤山，很有必要分析县治以加强行政管理。明代广东新置顺德、高明、开平、恩平等共22县，新宁县是其中之一。在新置的县中，绝大多数是从原来一县或数县中析出部分地区而设置的。《简明广东史》指出：“明王朝新设置这么多县，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和便于预防和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大县化小，特别把大的山区县化小，并在新置县建设县城，和招商民，设学校，兴垦辟，有利于山区的开发。”新宁县建治以后的十年八年间，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人口也有所增加。到建县后的第四年——弘治十五年(1502年)，新宁县已有7712户、23281人(据明嘉靖二十四年的《新宁县志》)。生产力也有了发展，农业生产已摸索出水稻的生产规律。明代《新宁县志》记，正月“田功始具”，二月“农功毕作”，三月“催耕(布谷)鸣”，六月“早谷登场”，七月“秧针碧”。并且开始重视选种，做到“时其灌溉，勤其耕褥，培其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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