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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的发展
复界之后，清廷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广东各州县根据不同情况，免赋税，招徕垦辟，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以广东为试点，首先进行“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将丁银由按丁征收，改为按地征收，使双重的地丁税制过渡到单一的土地税制，这是封建税制的一项进步改革。
乾隆以后，由于农民开垦荒地成熟后“照例升科”，导致垦荒越来越少。道光十一年(1831年)，经广东省督抚奏请，爰照乾隆年间高、雷、廉、琼四府垦荒成例，“各府州属山头地角荒地，向本地无业贫民报官给照。垦植成熟后，作为世业，永不升科。”实行这一政策后，新宁又兴起垦荒热潮，有利农业的发展。
雍正九年(1731年)八月，王由和平县调任新宁县县令。王，云南昆明人，进士。王在新宁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来任县令，他在任8年，实心为政，认真执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百废俱举。
雍正十年，督粮道陶正中来到新宁劝民垦殖，招别县民备资开耕，安插穷人。一时间，邻县前来开垦数以千顷计。近山筑陂蓄水，近海筑堤御海潮。当时的佃户多由惠州、潮州、嘉应等地的客家人迁入，促进了新宁县生产的发展。
王还以垦辟新宁的土地为重点，正确地处理汉族和瑶族人的关系，把瑶民编入户籍，使居住在上川、大隆洞和北峰山等地的瑶民，同汉人一样耕田，一样纳粮。乾隆二年(1737年)七月，总督鄂尔达批复，准许上川瑶民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自办税粮。由于“汉瑶两便”，汉瑶共处，瑶民也逐渐同化了。
王不仅妥善处理了瑶民的户籍，而且慧眼识英才，选取和着意培养了瑶民学者邓振翼。清代，居住在大隆洞中的瑶族人，很少人读书识字，而邓振翼却家贫而有志向学；少年时代，“刍牧樵苏，未尝释卷”。17岁参加县试，考得第一，成为新宁瑶族第一个出色的读书人。王“嘉其笃志，召入署中肄业，用是益攻苦”，因而带动了瑶民向学。以后，邓振翼长期从事教学，并进行写作，著有《五经辑义》、《四书辑义》等书，他用骈体文写成的《大隆洞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邓振翼为人廉静，取与不苟。王留他在县署读书时，曾叫他将大隆洞中未开垦的土地绘图呈升，以划一部分给他。但邓振翼不为利动，只向王县令诉说洞中瑶人被压迫勒索的苦况，使王下决心减轻瑶人税负，惩戒压迫勒索瑶民的恶霸，使得瑶民生计改善。邓振翼生活朴素，作风严谨，每日反省自己的言行，待人彬彬有礼，无惰谩语，乾隆三十六年，曾以“明经”被举荐。乾隆五十九年，任命为信宜县教谕，85岁那年在信宜逝世。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加强了交通建设，以方便行旅和运输。王在任期间，分别打通了东南的水路交通要道——疏通了潭河，修建了西南的陆路交通孔道——上弓岭迳的茶亭。潭河，东出都斛达崖门海口，南出镇口达三夹海口而至广海，首尾俱通大海。雍正十二年(1734年)，督抚发公项银1500余两，委场大使王湄、何恺望，高司袁相，雇工疏浚。上弓岭在广海与沙栏交界处，山形如弓，故名。这里是县城经广海入海宴之孔道，山路崎岖。岭上有青云寺，寺门面向南海，寺旁有小溪，泉水终年不绝。青云寺于康熙十五年，由僧怀止创建；雍正年间知县王重修。到乾隆十年又重修过，清末寺塌。1961年我到现场采访，只见寺门花岗石凿的断联：“青山环绕三摩地，云路长通万福门”。老僧怀止，不仅创建青云寺，而且是“新宁愚公”。他将上弓岭东西两面的崎岖山路，砌建成石路，以利行人。《新宁县志》记，怀止为建石路，朝夕不辍，累数年而成。乾隆二年，县令王在上弓岭顶建了一座茶亭，以往来行旅息肩之所。王还在县城西面建了一座长六丈五尺、宽八尺的三墩两孔石桥，解决城西的交通。道光二年，知县江涵墩倡建县城南门丰和桥。这是当时较为大型的石桥 ，桥面铺上七板花岗岩石，人称“七板桥”，一直使用到民国年间。江涵墩在建桥记记道：“南门外有水一条，来自北峰山，以界行路，向设横水官渡，年已久远，日跨舟而往来者数百，辈或遇旱浅则渡船歇搁，老幼妇女，涉水维艰。而瞽瘫负重之徒，昏夜医稳之急，更难褰涉。余久思建此桥而难以创始也。辛巳冬岁稔，频书户皆安者，余既久于是邦，我信我民，民亦信我，爰集邑之绅士耆老而谋之……”。道光元年，在余廷槐的倡议下，集资鸠工，又建成了冲蒌圩石桥。丰和桥、冲蒌桥建成后，一直成为沟通县东南交通的重要桥梁。
雍正年间，新宁还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水利工程。五十圩附近的锦被一带，由于地势高亢，水源缺乏，稍为天旱，田土丢荒。县令王有见及此，带头捐俸鸠工，以石坂垒陂蓄瓶山东北流之水，于山半弯曲十多里，注为水陂以成湖。然后斩岭为渠，引山上流水西达弥猴岭，转折分流以灌溉锦被一带的受旱农田，1000余亩田受其水利。现在蛮陂头前还有一地名“打穿颈”，相信是当年凿山开渠中之关键工程。为了建设蛮陂头水利工程，王不仅捐出俸禄，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派儿子王台骑马监督蛮陂头工程，不幸坠崖死了。王在任新宁县令8年，实心为政，多有建树，人民敬之，称王太爷，后来还附祀于县城西遗爱祠。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顺治九年(1652年)勒石于明伦堂的《钦颁卧碑文》指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并且开列条教，包括孝敬父母，人品德行，为官之道，尊敬师长等等。宁阳书院，始建于乾隆十八年，新宁县训导李乾统，以祭产余资，在王侯祠右边建了3间房屋，创立“义学”，以招收因家贫而无法读书的子弟。以后历经增建，知县王改建；乾隆三十五年，知县康基田增修；嘉庆二十五年，知县江涵墩重修。江涵墩记指出：“古圣王观文而成化，士就燕闲，学分庠序。俾之群萃州处，相观相摩，以励其德行。夫然后通古今，达事变，发为文章，措诸事业，一成一代文明之治。后世遵而行之，此书院之所由也。”光绪八年，邑人以其地湫隘，廪请县令曾行崧，购民房于连珠山麓，另创宁阳书院新址，也就是在现今台山师范学校的旧址。
继宁阳书院之后，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知县康基田创建于文村北隅之文海书院，在广海城西之广海书院，在都斛莘村的潭洲书院。道光二十七年建的溽海义学。在比较偏远的北陡的那琴，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县丞沈志仁倡建了琴溪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建于都斛街的潭溪书院。清末建成的还有同治七年(1868年)创办的赤溪遵义书院，次年在田头创办的清溪义学和铜鼓的文渊义学，光绪五年(1879年)创办于海宴街的观海义学，三合的康和书院，潮境的丽泽书院，下川的汇川书院，冲蒌圩的升平义学，海口埠的均和义学，西宁市的瑞应书院。
教育的发展，使人民从小受到较好的文化知识教育，造就了人才。据明嘉靖廿四年《新宁县志》记，历史上曾有进士3人——伍仲伦、伍鸿、李标，均为文章都人。而建县至清代废科举，兴学堂之300年间，新宁县就出现5名进士：甄松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进士，石海乡人(今新昌埠附近，已划归开平)；陈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六村槎州人；黄荣熙，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潮境井边村人；余家相，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三八里边人；邝兆雷，光绪十七年(1891年)进士，三八冲云龙抓石村人。清代后期，新宁县文人辈出，有父子解陈遇夫、陈瀚(斗山六村槎洲村人)；外交官员、出使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领事参赞余云眉(余乾耀)(获海人)；曾任宁阳、溽海等书院掌教和任驻美国公使商务委员、驻加拿大副总领事的赵宗坛(斗山浮石人)；清末维新派成员之一，曾任教师、报馆主笔的梁朝杰(端芬香步人)；举人、教师、新宁乡土历史学者赵天锡(鲁庵)(斗山浮石人)；诗人、企业家陈卓平……等等。
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起，经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的中兴时期，一百七十年间，新宁县治较为稳定，经济犹是增长，人口亦随之增加。据清道光十九年编纂的《新宁县志》记载，全县共有村庄489条。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圩镇已经成了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原来设备简陋的圩市已逐步完备，由摆摊到新建成固定的店铺经营。全县已形成圩市53个，比明代《新宁县志》记录的30个圩市增加了23个。这些圩市分别是：西门圩、独冈圩、腹岭圩、冈尾圩、当风庙圩、龙腰圩、马蹄冈圩、潮境圩、新旧白沙圩、沙坦圩、冲蒌圩、崩塘圩、水西圩、三合圩、四九圩、五十圩、渡头圩、金渡寺圩、蚝涌圩、公平圩、公义圩、水步头圩、朝前圩、大江圩、宝兴圩、茭荻咀圩、太和圩、洞口圩、那陵圩、文村圩、那扶圩、深井圩、寨门圩、那琴圩、沙栏圩、什和圩、回溪圩、上泽圩、大仑圩、丰冈圩、沙岗头圩、那湾圩、端芬圩、风凹圩、塘头圩、塘兴圩、寨圩、浮石圩、松仔岭圩、大新圩、山背圩、略尾圩、南角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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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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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铁路通车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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