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迁界”与垦复
   清初，汉人不服清朝廷的统治，反清复明武装蜂起。顺治五、六年(1648—1649年)，郑成功的海上武装相继攻克闽南沿海地区，以金门、厦门为抗清基地，还多次进攻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清军。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支抗清势力“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清政府为了切断其供应来源，先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颁布“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发布“迁界令”，命令由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50里。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清廷敕令广东沿海24州县的居民内迁50里，并所有附近海岛洲港皆迁，新宁县在“迁界”“禁海”之列；康熙三年五月，续迁近海居民。《广州府志》记述了迁界的状况：“自康熙壬寅有海禁之旨。时惩于东荣之乱，恐迁民仍通海舶，当道临海勘定界址。先画一界，以绳直至，此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徙各乡居民，使空其屋。又于界上筑城，建墩台营房。排人户捐钱修筑，民至窘匮。迁民贫者，行乞街市，露宿衢道，往往饿死。”迁民之后，清政府在“东起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的沿边划界，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内迁30里。这样，就使新宁县约占三分之二的沿海地区返本还原，又成荒地。
   据史书记载，迁界时，只限期3日，“尽夷其地，空其人”，以致被迁人民仓惶逃难，“多弃其赀，携妻挈子以行”，野栖露宿，死亡载道。1664年再次迁界，沿海难民，因为流离既久，生计无着，或捐妻鬻子，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遭受了历史上一场特大的灾难。
  在迁界的灾难浩劫下，新宁民困财尽，全县人口短期内锐减。据道光十九年编修的《新宁县志》记：康熙元年(1662年)，全县有13738人，到康熙六年(1667年)，减少到只有5106人。
   由于人民的强烈反抗和迁界之后赋税大量减少，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王来任上书朝廷请求复界。他在奏折中指出：因为迁界海禁，“朝廷空有此疆土，不能有其赋税，而日用他省之银以养兵。且养兵不守其沿海边界，而尽在腹里之地，兵多更无益也。……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于滨海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工人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欲生民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请将原迁界，急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斥。将港内之河，撤出其桩，听民采捕。海内之兵尽撤，驻防沿海州县，以防外患，于国不无小补。而祖宗之地，又不轻弃，更于生民大有裨益。”
   次年一月，清廷下令部分地区复界，即允许康熙三年迁界地区的人民得以恢复原籍。“撤界复业，减赋轻徭”，沿海地区才得到了复垦。新宁人民为纪王来任请奏复界之功德，分别在矬峒都新村和海宴都那马建“王巡抚祠”。
   复界之后，除了回归的居民外，还招徕垦辟，田亩尽开，兴修水利，讲究农业技术，规范精耕细作的丰产农艺，广辟肥源，施用多种肥料，培厚地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地势低洼的单造田，采用“挣稿”的方法，使之实现一年两熟。“每于插早造十余日，即参插之，名曰挣稿。早造获后，苗乃勃发”。经济作物也有了新的发展，岗田较多的地区，种植花生，设厂榨油，获利颇丰。种植甘蔗，将收获的甘蔗开设糖寮制糖。所产的黄糖，除供本县消费之外，还远销江门、广州等地，称为“宁糖”。糖蔗之获利，比种植水果多一半。沿海地区的渔业也逐渐恢复，据史书记，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盐院沙题设矬峒、海宴渔引600道，续加280道，额征饷费269两。近广海之大洋及上下二川至那琴大澳一带，渔利甚大。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台山

新宁铁路通车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