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台山近代的洋楼建筑，必然要想到台山的海外华侨华人，这是他们与家乡联系的石头的史书。

    台山濒临南中国海，有587公里长的海(岛)岸线，自唐宋以来，台山的广海镇就是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宋朝政府在此设置了检验往来船只的关口。台山乡亲对海外并不陌生，宽阔的南海赋予他们向外的视角，并具有了早期的海外交往经验。进入清朝中期，台山民众已经与南洋有了较多的人员和物质的交流。清道光年间，台山地狭人众的矛盾日益突出，民众生存日艰。光绪《宁阳杂存》卷一，“物产”就有这样的记载：“宁辟县也，舆地虽大，田里则狭，盖山海六七矣。稽其物产，并不给于用。此方之民，奚以为生死也。民之不给，慵于外洋，非其得已。慵民多，农民愈少，物产愈不兴。”为了谋“出路”，人们只好离妻别子，闯荡海外。台山的广海、田头、铜鼓、赤溪、牛尾山、三峡海、山咀等地，都是他们出洋的口岸。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台山乡亲主要是到东南亚地区谋生，随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发现金矿，以及后来的铁路建设、农业开发，他们成为最早到太平洋彼岸，加入世界性掏金潮并为美、加两国边疆开发作出极其重大贡献的华工。这是一条艰难之路、血泪之路。白沙的华工毛亚光用台山小曲木鱼调唱出了自己横渡太平洋的心酸血泪：

    祖国艰难无生计，时时思考走红毛(注：台山人视美、加为“红毛之国”)。

    就将身价来抵押，台山洋楼四邻借贷甚彷徨。应承唔怕利息重，连忙稽首别高堂。直出香港来写位(买船票)，落船赤体洗硫磺(消毒)。水路先从上海过，横滨过了太平洋。烟云黑暗鱼龙啸，洪涛大浪水茫茫。人在船中齐颠倒，劳劳碌碌打千秋。头晕目眩心中闷，频频呕吐不成眠。

    华工们乘坐的船被称为“浮动的地狱”，很多人还没有看见希望的彼岸，就葬身在了大洋。世界著名的侨领司徒美堂先生是14岁时、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去美国的。在他后来的回忆录《旅居美国七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早期华工远洋行程状况的描写：“听老华侨说，那时是乘坐桅船，航程从三四个月至半年没有一定，快慢要看天气。在船上，华侨自携咸虾酱佐餐，日久都生了虫。抵岸时胡子几寸长，眼深面黑。海洋上浪大如山，许多人熬不过风浪，抱着桅杆从香港一直哭到旧金山，等到平安上岸，恍如隔世了。”司徒美堂是开平人，但是他描述的这条海上炼狱之路，也就是当年台山华工的必经之路；他的描述，也就是台山华工在太平洋上的真实写照。

    近代台山人出洋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谋生的目的非常明确而简单，他们是以自己的冒险去换取一家人生活的温饱，带着改善家人生活状况，解决温饱，过上衣食无忧生活之梦，才踏上了这条艰辛之途。

    目下难糊口，造化睇未透。唔信这样到白头，只因眼前命不偶。

    运气凑，世界还在后。转过几年富且厚，恁时置业起洋楼。

    这首诗歌典型地表现了台山出洋“捱世界”的男人们，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还有他们不甘在命运面前低头的倔强抗争，以及满怀希望家乡亲人富裕安康的美好憧憬。

    爸爸去金山，

    平安多寄银。

    有钱快快寄，

    全家靠着你。

    这是一个幼稚的细佬仔眼中，对爸爸出洋使命的质朴理解。父辈离家肩负的重任，让孩子也过早地知道了家里生活的艰困，过早地失去了父亲在身边的呵护。

    正是有这样的重任，台山华工不仅在太平洋的波涛中，而且在美、加和澳大利亚的矿山及铁路工地上，都是忍辱负重，克勤克俭，打掉的牙往肚里吞，屈辱的泪往肚里流，为了家人，从牙缝中节省下每一个血汗钱，积攒起来，寄回家乡。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对家乡亲人的责任。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案》以及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也以经济手段对华工入境进行严苛限制，更是迫使台山华工将传宗接代的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家乡，回家买地、建房、娶老婆，就成为他们的三大心愿和在外奋斗的最高人生目标。

    民国的《金山歌集》收录了这样一些来自海外华工的诗歌。

    只因求营利，买舟到花旗。临行致嘱早旋归，弗觉年来四十几。暗伤悲，夜中难如寐。寄语同胞和知己，奋志积蓄脱藩篱。风吹云散荡，月朗复明光。财源发达变富郎，从此经营兴宝藏。志气壮，与昔唔同讲。鸿图大业而今旺，腰缠十万就回唐。喜遇春光暖，西离得万贯。恭解亲友出金门，直向扶桑经日本。真喜欢，富足还家转。恁时到了故乡岸，一堂聚首乐团圆。欧西既获利，马首即见机。归安父母与妻儿，岂可区区留异地。同胞汝，束起行装未?而今富有陶朱比，衣锦春风莫待迟。西来为客旅，何日赋闲居?有钱立刻转乡阁，外务调停顾及内。将归去，示期忙步举。食力番邦难久处，此番回粤莫踌躇。挥首大阳望，还家向甲方。霎时富足就会唐，顺经横滨到香港。趁春光，约友齐同往。十万腰缠归乡党，天伦叙乐慰高堂。

    从这些当年华工的诗歌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台山海外华侨为了家乡亲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在外拼搏奋斗的坚韧顽强，看到了穷困者对自己和同胞的勉励，也看到了“富足”者的归宿，体悟到久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念乡情节以及梦境中衣锦还乡，享受天伦之乐的得意风光。

    在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改善家乡亲人生活状况的，莫过于首先是买地、建房。有了土地，温饱不愁；有了房屋，冷热无忧。土地和房屋是一个家庭、家族富裕发达的标志，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所以，不论是在异国他乡的华工，还是在中国家乡的亲人，都将买地建房看成人生的理想，家庭重大的事项。

    一向当逆景，

    忽然遂心称。

    横财就手四方城，

    即刻买舟回乡井。

    事事胜，

    亲朋来相请。

    立宅置田十万顷，

    家肥屋润显门庭。

    该回财气旺，

    连发数十芳。

    青蚨满意白兼黄，

    少年得志做新郎。

    确实爽，

    今时不比往，

    置田立宅唔在讲，

    又娶二奶入香房。

    燕鹊喜，

    贺新年；

    爹爹去金山赚钱，

    赚得金银成万两，

    返来起屋兼买田。

    “立宅置田”是台山侨乡民众在近代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驱使在海外的华工拼命挣钱，有点积蓄就寄回家乡，华侨的侨汇就成为了近代台山洋楼建筑最大的资金来源。

    近代台山海外华侨寄回用于赡养国内眷属的侨汇，在当时全国侨乡中，是最多的。侨汇从清朝末年开始就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台山乡镇。1929年以前，每年的侨汇在千万美元以上，占全国侨汇收入近1／8。1930年猛增到3000万美元左右，几乎占到全国侨汇收入的1／3。庞大的侨汇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华侨艰辛而心酸的血泪。早期华工淘金时的工资，每天是7美分，修铁路的苦劳力工资要高一些，一个月有二三十美元的收入。到了排华时期，华侨们聚集在唐人街靠洗衣、开餐馆、开杂货店谋生，打工者的收入也很低。在台山侨乡看到的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侨汇收入，可想而知，是多少华侨节俭下来的血汗钱。1926年的《旅加拿大台侨捐建台山中学校碑记》就有这样的记载：“旅加华侨之金钱，贫苦工人之血汗也。当其质田宅，备资斧，离父母兄弟妻子，远适异国，羁栖外洋，自食其力，有历十数年或数十年者。然后，积此蝇头之微利。非若素封之家，仓廪实，府库充，有余资以供其豪举也。”就是这涓涓的血汗钱，成为了台山侨乡最大的经济支柱，侨眷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旅坎拿大台侨捐建台山中学校碑记》就直接指出了这一点：“台山内地，土瘠民贫。近年稍称富庶者，全赖出洋工商，为金钱之灌输。”

    这些侨汇的相当部分被用于买地建房。台山有句俗语，是说人们挣钱，“第一为个口，第二为个蜜(注：即房间)”。就是这两个现实的目标，消耗了每年侨汇的绝大部分。

    随着侨汇的逐渐增加，建房的冲动在民间涌现。台山原来的古老房屋，有的是以泥为墙，稻草、黄茅为盖，1—3年更换一次，简陋的房舍根本难以抗击这一带常见的台风暴雨侵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以青砖为外皮，泥胚为内墙(民间称为“银包皮”)，以木桁、木桷、泥瓦为梁、盖，抗击台风暴雨袭击的能力明显提高。有的是椿墙瓦顶，屋面为双层瓦，灰砂碌筒构造，其抗御台风暴雨的能力更强些。总体上，台山传统民居低矮狭窄，采光通风的条件都比较差。华侨在汇回建房需要的资金的同时，也将西方近代的建筑材料水泥、钢筋通过新宁铁路和一条条蜿蜒的河流，引入到台山的乡村，混凝土技术同时引进，从而引发了台山近代乡村建筑材料和技术上的一场革命。

    在这场革命的背后，更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华侨们既带回了建筑的物质与技术的文化，还传进来建筑艺术。大量在美国收集的建筑明信片、建筑图片、建筑画报也被华侨们夹在书信中，或装进金山箱，流入了台山的城乡，成为乡村建设模仿的蓝本。在台山本地人接受华侨传播的外来文化的背后，是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台山的语言已经发展为四邑话与英语的混合，人们的衣食兴起了“洋风”，从小学到高中完整的教育体系保证了对侨乡青少年的教育，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落户使人们的信仰多元化，张扬个性、突出自我的观念逐渐变为比较普遍的行为这一切都为台山近代建筑大量接受“洋风”创造了社会和文化的氛围。始作俑者，就是海外的华侨。

    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有强烈的起房愿望，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清末开始，台山出现了乡村建设的高潮，“洋楼”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在这个中国最著名的侨乡的城镇乡村，彻底改变了乡村的文化景观，将台山从岭南普通的乡村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浓厚外来文化色彩的独特区域——“侨乡”。

    对台山“洋楼”建筑的起始变化，清朝光绪年间的知县李平书在其所著《宁阳存牍》中有着这样明确的记载：

    “宁邑地本瘠苦，风俗俭朴。同治以来，出洋日多，获赀而回。营建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糜夸奢。风气大变，物价顿昂。盗贼之炽，亦由于此。其甚者，狱讼争雄，不惜赀财。夤缘贿托，罔顾屈直，务求必胜。而不肖官吏，视为利薮。讼棍从而播弄，丁胥从而讹诈。官日贪而民日刁，言之可概。风俗之坏，至于此极。”

    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开始，台山的“风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治年间正是台山华侨大量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参加世界淘金潮之后不久的年代。“出洋日多，获赀而回”。表明风俗的转变就是华侨出洋，侨汇流入的直接结果。李平书观察到这“风俗”变化的方方面面，其中“营建屋宇，焕然一新”，是最直观最显著，排第一位的景观演变。目前台山现存的碉楼实物遗存，就建于清朝同治七年(1868)，这就是端芬镇那泰乡中闸村的“炮楼”。可见，上述记载是可信的。李平书这个清朝知县眼中的“风俗”变化，其实就是台山由普通乡村发展为“侨乡”的有力见证。

    因此，我们可以将台山近代建筑也就是“洋楼”的发端，从清朝的同治年间算起。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台山随着侨眷购地建房的大量出现，兴起了“华侨新村”建设热潮。进入民国，这股热潮因为广东省“模范村”建设运动的推波助澜，进入到遍地开花，城镇乡村共同发展的程度。一条条华侨新村拔地而起，一座座墟镇纷纷改建，台城的骑楼街迅速扩大，城市容貌焕然一新。

    水泥、钢筋和南洋的木材，大规模运用于城乡建设，普通民居中青砖墙的房屋更为增多，中间夹水泥墙芯；民居也随着新材料的运用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出现了“廊上廊”的两层楼房。同时，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依然得到运用，比如用黄泥、石灰拌以细砂，有的还加黄糖，用模板夹住，一层一层夯筑的夯土墙(当地人称“搐墙”)房屋，因为墙体厚实，冬暖夏凉，同样可以防备盗贼的侵袭。不管使用何种建筑材料和技术，通风采光的条件都明显改善。

    以侨资为主新建的村落，一般都进行了先期的规划，村首整齐，村巷纵横交错，房屋造型大同小异，统一铺设了排水系统，在民居外围统一修建新式的厕所，家禽家畜集中圈养，村容整洁卫生。西方股份制的一些管理原则和方式也在一些新村运用，突破了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给台山的地方自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台山从明朝立县以来，就是匪患猖獗之地，沿海有海盗，陆地有悍匪，骚扰城乡，民不聊生。当华侨回乡增多，侨汇不断改变侨眷家庭的生活，土匪便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衣锦还乡的华侨和日益富裕的侨眷身上。从华侨们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成为了土匪们眼中的肥肉，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脚印三个贼”的民谣。随之而来的是一家人的担惊受怕，有的华侨回家当天还没有从亲人重逢的喜悦中缓过劲来，就成为了土匪的“肉票”(被绑架)，紧接着倾家荡产，才保住了命。有的华侨因此上吊、跳楼、神经错乱，对家乡治安不靖悲愤之极。在这种情况下，“走贼”成为台山民众的家常便饭，每到夜晚，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收拾好金银细软到野外或村后树丛中躲避；或爬上屋顶，静悄悄地躺在那里，身边放着铜锣，一旦发现贼踪就敲锣告警。这样往往一夜多次躲避，彻夜无眠。尤其是侨眷家庭被害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一些回家的华侨常常不敢在家中住宿，而是住到墟镇的亲戚家中，或经常”变换住处，以免家破人亡之虞。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状况，民众不断向政府请求保护。但是，官匪勾结，政治腐败，对地方政府的失望使台山民众转而走向自己保卫自己。清朝光绪《宁阳杂存》卷二．“石楼避贼”就明确地记载了民众建楼的无奈：“浮石向有石楼二，其一已毁，其一墙址尚存。下用石筑，基中实以土，高丈余，其上乃起墙造屋。如此则山贼之来，剽掠较难耳。”陈佩睿《纪变录》亦言：“其乡遭焚劫，几于合族沦丧，幸有三楼可恃。想见当时人民稀疏，不相救获，只有自为守御之法。”台山的碉楼就这样像雨后的春笋大量出现在乡村，从而形成了碉楼林立的乡间景象。

    到20世纪初，一种结合了碉楼的防御和普通民居的居住功能，又能够露富显阔的西式别墅陆续出现在乡村，多数散布在村落的周边。以斗山镇和白沙镇最多。

    台山近代建筑运动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政局的变化而走向低潮。1941年日本侵略军两次占领台城，一路烧杀抢掠，侨乡元气大伤。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侨汇中转地的香港沦陷，侨汇基本中断，大量的侨眷家庭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侨乡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41年以后，台山又遇到了几次旱灾，粮食大幅减收，加上洋米进口受阻，市场上的粮价飞涨，使本来就缺粮的台山，更是雪上加霜。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山在战争期间饿死的人有14万多人。水步墟的蔡雨人当时写有一首诗记录了台山在抗战期间的惨状：

    苦上复加苦，粮价又离奇。

    千银买斤米，有谁能维持?

    故衣既卖尽，只好拆屋基。

    桁桷且不顾，安能顾门楣?

    ，物物都卖尽，难充数日饥。

    虽是中人家，还要吃树皮。

    纵横数十里，难见烟火炊。

    一巷十数户，关闭八家离。

    出行无所见，白骨与横尸。

    纵教铁石人，见之也酸悲。

    作为“中人家”的侨眷家庭都不能避免拆房卖衣的境地，原来欣欣向荣的城乡建筑自然处于一片萧条之中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海外华侨又恢复了与家乡的联系，侨汇重新寄回来了，侨眷家庭解困了。此时，美国的排华政策已经改变两年，《排华法案》于1943年废除，家庭团聚式移民出现。尤其是参加太平洋战争，在欧亚战场英勇战斗的华侨，为自己争取到了办理妻儿移民美国的权益。于是，1945年以后的台山侨乡，出现了与战前不太一样的一些情况。吸取了战争期间无地的教训，侨汇多用于购买田地，办理家人移民美国的华侨越来越多。侨汇的使用和人们的关注点，再没有重点投放到碉楼、西式别墅、城镇骑楼等建筑方面。战后有恢复性建设，再没有出现像战前那样热火朝天的建筑场面了。

    也就是说，台山近代建筑从1941年开始，就走入了它的低潮。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20世纪40年代，台山“洋楼”建筑的发展，无不与华侨的命运密切相关。没有华侨，也就没有台山“洋楼”的出现。